悼念高耀洁（3）：命运选择了我｜林世钰

【编者按】2023年12月10日，96岁的高耀洁在美国纽约寓所中去世。这是园地作者，旅美作家林世钰在2019年出版的《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我们即日起连载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分享给读者，表达对高奶奶的悼念。

 第 2 章

命运选择了我

(访谈时间：2016年10月29日 )

“出于医生的天职，我踏上了艰难坎坷的防艾道路。老实说， 如果知道后来的道路那么艰难，一开始我也不会走上这条路的。 

虽然离开中国多年，但在很多国人的心目中，高耀洁依然是那个性格倔强、不懈追寻真相的“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几次回国，在杯觥交错的酒桌上，面对酒足饭饱的人们，我总是不合时宜地谈起高耀洁。因为我觉得，作为民族的脊梁，她不应该被国人遗忘。我们在大口饮酒的时候，应该纪念那些曾为我们酿酒和倾酒的人们。 

让人欣慰的是，每次我提起高耀洁，朋友们总是停箸倾听，问这问那。大家关注的问题无非是三个： 

第一，她一个好好的妇产科医生，为什么要关注艾滋病？

第二，她为什么要出走美国？ 

第三，她在美国生活得怎么样？ 

今天的访谈，我问了高耀洁第一个问题。 

“这是命运的选择，我没有办法。”她打开电脑，让我看她保存了十几年的照片，并告诉我这些照片背后的悲惨故事。 

你看这个娃，他可惨了，父母得了艾滋病都去世了，他成了孤儿。见了人只是往后躲，也不爱讲话，只是垂着头。后来他被领养到山东，那户人家待他可好了。慢慢地，他性格变开朗了，也变得淘气了，你看，他后来长得多好！（欣慰） 

你看这个女人，她得艾滋病死了，她老公天天到她坟上哭，想让她再活过来，可怜不？还有这张照片，村二里地以外全是坟墓， 埋的几乎都是艾滋病人。可怜哪！（眼睛湿润） 

我咋走上“防艾”这条路？纯粹是偶然，是命运选择了我，不是我主动选择了它。 

1996年，郑州市一家医院收了一个姓巴的女病人，她高烧不退，16 天了还不能确诊。4月7日，医院请我去会诊。我看到这个病人非常消瘦，口腔溃烂，腹部隆起，皮肤表面有很多突起的紫色斑点。我给她做了全身检查，又抽了腹水、胸水化验，没有发现癌细胞。病人到底害啥病呢，根据她的紫色斑点，我觉得极有可能是 “卡波西氏肉瘤”，当即提出检查艾滋病抗体。 

第二天，我到学院图书馆查资料，查到了有关艾滋病的文章。从病人的一切体征，特别是暗紫色的斑点，极似“卡波西氏肉瘤”。当天晚上，我立即打电话通知医生，让他给病人抽血化验 HIV（艾滋病病毒）抗体。当时医生没有立即检查，而是说，一个良家妇女，连火车都没坐过，几乎没进过城，咋会染上这种“脏病”呢！拖到4月9日才去检查，第二天上午，检查结果出来了，强阳性！也就是说，病人得的是艾滋病！ 

医生马上通知病人的家属到医院进行检查，结果发现，包括她丈夫在内，都没有得艾滋病。我感到很奇怪：病人因为妇科手术输血已经两年多了，夫妻同居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怎么她丈夫没有染上艾滋病呢。于是给她的丈夫反复检查三次，半年后，确定他确实没有艾滋病。这时，我对当地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了新的认识 ——血液传播！ 

......

十几天后，病人死了。她挺可怜的，才42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她从输血到死亡，历时近三年。当时，全国“防艾”宣传都强调引起艾滋病的主要原因是吸毒、嫖 娼、卖淫、婚外情等，很少提及医源性“血祸”的危险性。可是这个女人是普通的良家妇女，平时生活作风挺好，她的感染只是因为输血。这让我不得不思考：周围是不是还有人像她一样，因为输血被染上艾滋病？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又是什么？ 

就这样，出于一个医生的天职，我踏上了艰难坎坷的“防艾” 道路。老实说，如果知道后来的道路那么艰难，一开始我也不会走 上这条路的。 

之后，我不断听说还有人因为卖血和输血而感染艾滋病，这说明血库的血已经被艾滋病病毒感染了。有许多病人因为疾病或者手术要输血，谁能知道有多少人成了受害者？我觉得这个问题挺严重的，推测受害者绝对不止是巴某一人，我看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我越想越觉得可怕，就想揭开背后的真相。 

1999年 8 月，我接到河南上蔡县检察官杜某的一封来信，说他们那里有不少艾滋病患者。与此同时，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在上蔡县文楼村对有卖血史的农民抽血检查艾滋病病毒抗体，提取血样 155 人，结果有 96 人呈阳性。我知道后，非常震惊。 

1999年至2000 年，我走访了当地 31户人家，卖血的有 64人， 共 878 次。每次卖血量为 500 毫升，血站付给他们 45 元（人民 币），这些人全部感染了艾滋病。我家访的时候，已经死了 38人， 26人在病中。 

1999年11月，我联系到了当地12个艾滋病人，其中 8人是因为卖血感染的，3人是因输血感染，其中一名虽是“三陪女”，但她也有过卖血史，有可能还是卖血感染上的。2000 年春节前，我给 8个卖血感染的艾滋病人每人寄上 100 元钱，想让他们春节买点年货过个年，但半个月后有 400 元被退回，四张汇款单上写着：收款人已死。 

2000 年 3 月，我们带了一些常用药物，去了文楼村。村民们排着长队，等候看病和发药。一会儿，300多块钱的药物就发放完 了。这是我第一次到文楼村，现场看到的惨状把我震惊了：一个艾滋病患者才 3 岁，父母已经得病死了；一对小姐妹没有感染，但父母已经发病死亡，随叔叔生活，但叔叔和婶婶也感染上了艾滋 病……艾滋病人实在太惨了！此后两年，我先后去了5次文楼村， 还把当地的艾滋病感染情况整理成材料，向各级卫生部门和新闻媒体反映。 

因为媒体的报道，后来文楼村成了远近闻名的艾滋病村，中央领导多次来考察，外界捐款和财政拨款也很多。没想到这些成为原上蔡县委书记杨松泉生财的路子。他虚报病人人数，多领中央发放的压岁钱，而且让亲戚插手工程。国家发放的免费药物，在文楼村报价比实际价格高出好几倍，标得越高，向国家要的钱越多。我知道实情后，对前来采访的北京《华夏时报》记者说，我发誓一片布条也不会给上蔡的！后来，这个记者引用了我的话，还深入文楼村进行了采访。真相被揭露后，外号“杨半亿”的杨松泉被就地免职，后来被“双规”。 

......真是无奇不有，竟然有人利用艾滋病疫情发财。他的良心怎么会安宁呢？不怕遭报应吗？（愤慨） 

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国很多农村就已经出现了“血浆经济”，到处贴着“献血光荣”、“有偿献血”等标语，甚至还有县领导在电视上讲，有偿献血好处多，既能致富，又不得高血压。血和泉水一样，越抽越旺。这样一来，到处都是血站，以河南为例， 驻马店地区新蔡县设有三个血站，卖血鼎盛时期，有 1500人以卖血为生，当地人说其中至少有800人染上艾滋病。他们用的剪刀、针 头、血袋子、离心机堆在一起，同型血放在一起，不是一人一次 用，而是多人多次用，然后再把血球加上生理盐水后再输回卖血者体内，如果一个人的体内含有艾滋病病毒，那么其他人都要被传 染，艾滋病很快就蔓延起来，你说有多可怕？ 

不仅仅是河南，周边的安徽、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等省都有艾滋病疫情。 

你没去过疫区，不知道那些病人有多可怜。有的丈夫死了老 婆，有的老婆死了丈夫，有的孩子死了娘，有的娘死了孩子。总之，每一家都妻离子散，每个人都在哭，太惨了！(抹眼泪) 

2000 年 10月，我们到了河南上蔡县程老村。与程老村一路之隔的文楼村是当时的艾滋病重灾区，引起中央的重视。虽然程老村也是重灾区，但很少有人知道，很少外地人来，而且设施也很落后。村里一个姓赵的医生领我们进村看。半小时后，我们到了一户老夫妻家。老汉指着三间瓦房说，这房是娃们卖血挣钱盖的，如今他俩走了，俺俩就守着这房和他们的两个孩子过日子。 

正说着话，两个蓬头垢面的孩子跳进来了，他们一进门就嚷着要吃馍。老太太流着泪说，今天没有馍，只有黄糊糊（玉米粥）。两个孩子没说啥，端起碗盛粥，然后蹲在墙根大口大口地吃。 

我看了很难过，给了他们 100元钱。老太太开心地说，天冷 了，孩子们还没有棉袄，这下可好了！我这才注意到，两个孩子还光着脚呢。当时天已经很冷了。现在想到那一幕，我还觉得心酸。 

走出院门时，老汉说：“俺俩年龄太大了，能活几天呢？孩子的姑姑、叔叔也得艾滋病死了。他们有个姨，家里孩子多，生活也不好，她也害有那个病（艾滋病）。”我走了很远，心里还很难平静，他们的日子太难了。让我有点高兴的是，赵医生告诉我，两个 老人和孩子化验过 HIV 抗体，都是阴性，说明没有感染上艾滋病。 

这么多年过去，不知道那两个孩子怎么样了，希望他们长大成 人后，身体健康，有自己的家和孩子，能过上正常日子。 

第二年 5月，我们又到了程老村，见到四个艾滋鳏夫。他们的妻子因卖血感染艾滋病去世了。他们自己带着孩子，缺衣少食，生活非常困难。一个男人叫骆狮子，他自己也因为卖血感染上了艾滋病，骨瘦如柴，衣衫褴褛，领着三个孩子。其中大女儿 13岁了，辍学在家带三岁的弟弟，弟弟已经感染了艾滋病。距离他们十米远， 就可以闻到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腥臭味。骆狮子和他的小儿子在 2002年冬天先后死去。 

不知道另外两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我在美国经常想到这些孩 子，有时还梦见他们，可是我自己都自身难保，实在没有力量帮到 他们。有时想到这里我就很难过。（掉泪）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 有的人富得流油，有的人穷得饭都吃不上，如果富人可以帮助穷 人，那该多好啊！ 

十几年“防艾”，我走过很多艾滋村，见过很多艾滋病人和他们的家人。但我印象最深的是河南周口地区的一件事情，现在想起来心里还很难过，就想掉眼泪。（哽咽） 

2001 年 9 月，我到一个村庄调查。刚进村口，就听到一个小孩奶声奶气的声音：下来！下来！我和一起来的两个记者循声进去， 看到一个破烂的小院。一条黑狗跑出来了，“汪汪”叫了几声。我们跟它走进屋里，看到了一幕人间惨剧：房梁上拴了根草绳，一个年轻妇女悬梁自尽了。我一摸她的腿，已经僵硬了，估计死了一段时间了。她的脚下，一个两岁多的男孩一边喊“下来”一边啃他妈妈的脚后跟。他满脸都是泪水和鼻涕，估计饿了很久了。当天中午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吃饭，只是沉默着，因为这个景象实在太惨了， 超出我们所能接受的程度。我现在每次想起这事还哭。（抹眼泪）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年轻妇女与丈夫16岁时就一起卖血，后来都染上了艾滋病。孩子出生后，发现也感染上了艾滋病。半年前男人死了，女人贫病交集，亲戚邻居都不敢和她往来，连她的亲弟弟也不敢上门。她再也活不下去了，就走上了自杀的道路。那个两岁多的男孩谁也不敢收留，听说一个多月后也死了。可怜的孩子，刚来到这个世界不久就死了，这都是大人造的孽啊。（掉泪） 

那几年，我最得意的事情是“打黑洞”。你听说过“打黑洞” 吗，这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词汇，就是偷偷到还没公布艾滋病疫情的地方调查。我把自己称为伸向“黑洞”的一把钳子。（笑） 

2001 年，我听说河南尉氏县三个乡的艾滋病疫情相当严重，就和两个记者一起过去了，一到邢庄乡，就迎头碰到了乡长。他对我倒是挺客气，说，“现在天晚了，您老人家年龄大，用我的车送您回郑州吧。”我想，既然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行踪，那就先回去再说吧，于是上了车。半路，我让司机开车送我到开封，说我要去看娘家的亲戚。司机就往开封开了。到了离开封城 45公里的地方， 我说“到了到了”，让司机停下。当晚我们找了个小旅馆住下，每 人五元钱。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把两个记者喊醒。他们迷迷瞪瞪的，问我上哪去。我说，回尉氏啊。就这样，我们又杀了个回马枪。（得意）到了尉氏县，我们在中途的闹店村就下车了。我找了个三轮车夫，请他吃饭，送他一盒烟，取得他的信任后，我才问他：“你们这片哪里有艾滋病人哪？”他说：“很多呢，我带你们去！” 

他把我们拉到了北纬乌村和南纬乌村。那里很落后，只有一个卫生所，里面只有一个姓陈的医生。我看了一下卫生所，设备很差，器械消毒是一个煮饭的高压锅，注射器都是重复使用，用过后只更换针头。这样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的。里面房间的床上、门外架子车上躺着十几个病人，他们都在输液。其中六个人，看上去都只有三四十岁，却骨瘦如柴，精神萎靡，还不时咳嗽。一个病人的上下肢、背部、胸部都有疮疥和脓包，溃烂处渗出脓液，发出臭 气。实在惨不忍睹！三轮车夫告诉我，那些都是从县城医院回来的艾滋病人。 

离开卫生所，他又把我们带到水黄村。在他的指引下，我们进入了一户人家。这是一户五口之家，女主人已经发病，只能躺在床上。我吃惊地发现，他们一家人竟然和一窝 18只猪娃同住一个屋。屋里垃圾遍地，臭气冲天。我问他们为啥不把猪娃养在猪圈里，女 主人说：“还不是怕人把猪娃给偷了吗？这些猪娃到年底长大了，可以卖钱给我们治病。”现在想起这些情景，我还依然难过......（掉泪） 

那次尉氏县的“打黑洞”很顺利，但不是每次都这么顺利的。有时根本进不去村里，即使进去了，也找不到病人，即使找到了，病人也不承认。我每次去农村，都是租个出租车，拉上满满一车东西，食物，药品，什么都有。然后沿途发放，这样才有人愿意给我们带路。你知道中原地区很多地方还很穷，农民啥东西都会要。 

商丘市柘城县岗王乡双庙村也是艾滋病高发村，全村村民 3800多人，其中 1200多人卖过血，800多个村民检测出 HIV抗体，到了 2003年底，已经死亡 100多人了。 

2003年底，我和几个记者来到这里。一进村口就看到两个小女 孩，一问，大的 8 岁，小的 6 岁。当时天气很冷，零下 2 度，我发现她们上身穿着大人的棉袄，下身只穿条单裤，腿脚冻得青紫，站在墙角发抖。我就上前问：“天这么冷了，你们为啥不回家，你们的妈妈呢？”两个小女孩一句话不说，光流泪。旁边一个女人叹 气：“这是姐妹俩，前年他们的爸妈得艾滋病死了。”我的心一酸，赶紧从大家捐赠的衣物中找出两件毛裤给女孩穿上。 

我们又走到村里的小学门口，正碰上学生放学，许多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家。我在门外的墙角看到两个女孩在挠头发，过去一看， 头发上长满虱子。她俩说要跟我走，我问，你们想要啥？小女孩问：“奶奶，你家有馍吗？”我说：“有，我家有很多馍。”大女孩又问：“啥馍？”小女孩插嘴：“有包子吗？” 

看她们的样子，应该是很久没好好吃饭了。于是我带她们到附近的小饭馆吃饭，吃的是包子和烩面，她们两下就吃完了。与她们交谈后，我才知道，她们的父母感染了艾滋病，死了一年多了，她们现在随 82岁的奶奶生活。奶奶年纪大了没法劳动，于是她们饥一顿饱一顿的。我很难过，给了她们一些钱和衣物。 

这些艾滋孤儿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永远都忘不了。他们真的太可怜了！每次想到他们我就想哭，可是我离他们太远，帮不了他们。现在杜聪（香港智行基金创办人）在帮助他们，我放心多了。 

说到双庙村，我想起一个人：朱进中。他是个艾滋病感染者， 2002 年底在双庙村办了一个“关爱之家”，收养了 50多个艾滋遗孤。他得到很多人支持，中央电视台一次就捐 100 万元人民币给 他。即便这样，他还是遭到了阻力和压力，最后学校停办了。我没见过他，只和他通过电话。在电视里见过他，他当时 37岁，看上去很有干劲。 

2004年 5月，我和杜聪、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高燕宁教授去双庙村调查，很想见见朱进中。没想到，一进村就有人认出我来 了。我感觉不妙，因为当时很多艾滋病疫区都有悬赏：谁发现并报告高耀洁行踪的，可以领取奖金 500 元；发现普通记者的，奖金只有 50 元。你看，我比记者值钱多了吧？（大笑） 

我们去了朱进中的家，没想到他出门了。我们三个人就在他家的凳子上坐下了。我突然感觉气氛不对头，就对杜聪和高燕宁说：气候不对，我们快走！杜聪从小在香港长大，不了解内地的情况。他傻乎乎地问：“天气挺好的呀，不像要下雨啊。”我没法跟他解释什么，自己先往前走，他只好跟上。上了车，我们让司机赶紧开车。出了村口，30多个警察就进村了。我们与危险擦肩而过。 

2005年，我听说朱进中艾滋病发了，而且病情严重，两天后就去世了。一直到现在，我都很遗憾那天没能见上一面，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了。他的妻子也是艾滋病感染者，还有两个孩子，不知道他走了以后家人怎么办。这么多年过去，他妻子还活在世上吗，他的两个孩子成长顺利吗？ 

虽然人在美国，但我经常想起以前的事情，还有那些我曾经认识的人。想起他们，经常睡不着觉，往事不堪回首。 

我从事“防艾”工作的环境有多艰难，给你讲个事情你就明白 了。2003 年，中央电视台一个女记者到郑州采访我，想做一期关于我收养艾滋孤儿的节目。她听说了双庙村的情况，决定到那里拍摄。她和摄像师到了村里后，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一进村就遭到扣押，说她冒充中央电视台记者。她拿出记者证，对方说那是伪造的，竟然将他们两个人五花大绑，非法拘禁了 7 个半小时，长途押回北京。没想到三天后，他们又偷偷溜回柘城县，完成拍摄任务。后来又去我的家乡山东曹县采访。节目在“国际艾滋病 日”当天播出，反响很好。 

你想想看，当地都敢对中央电视台记者这样，更何况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老百姓。 

但是老百姓心里很清楚谁是好人。2002年11月，我们雇辆出租车去河南上蔡县古吕镇调查情况。到了村里，我们就开始向村民发放带来的食品和衣物，他们排成长队来领。司机在一旁瞪着大眼看。东西发完后，我们去小饭馆吃饭。我听见司机给郑州家里打电话：“我今天拉了一群神经病去外地了， 现在谁不是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东西都往自己家里拿，但这几个 神经病拿着钱、衣物、食品，白送给那些从来不认识的病人。” 

晚上 10 点左右回到郑州，当我向司机付原先讲好的 500元钱时，他坚决少收 50 元。他说：“今天你们做的事情，我活了 30多年第一次看到。中国像你们这样的人太少了。这 50元钱，算是我中午请你们吃饭的钱。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更不会忘记自己看到的艾滋病人。”然后，他扔下 50块钱，开着车飞快跑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小伙子叫什么，他的行为也让我很感动，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很有价值，因为得到老百姓的理解和认可。 

好玩的是，村干部给我起个外号叫“艾滋病老太太”。只要我到哪个村，他们就说，“艾滋病老太太来了！”其实我没有艾滋病，只是因为我关心艾滋病人，他们才给我起了这么一个外号。 

一次我去马楼村看艾滋病人。坐在他的床头，给了他一百元钱。我走后，他闺女拿钱去小卖部买东西，小卖部的人吃惊地问：“你咋来这么多钱？”小姑娘说是一个奶奶给的，姓啥不知道，但是个好奶奶。对方紧张地说：“坏了！艾滋病老太太来过了，不定又要出啥事了，赶紧告诉村里！”（笑）你知道吗，村民平时被村干部灌输思想：不能让外人知道村里艾滋病的情况，否则东西卖不出去，孩子也找不到对象了。 

这个故事我从来没有讲过，也没有写在书里，今天第一次讲。 

还有一次，我们夜里两点到了山东郓城县，很冷，我披着大衣进村。村长跑了，农民警惕性高，什么都不说。我当时又冷又害怕，本来是来抓材料的，但什么都抓不到，只好离开。那次我们一 口气跑了三个县。那些艾滋孤儿，有的好，有的不好，有的读书好，考上大学 了，有的不读书，现在成了家庭妇女或者去打工。有的可聪明了， 不承认自己是河南人，上大学、找工作要求填籍贯，就填自己被领养的地方——“山东曹县”，因为在那个时期，“河南”给他们带来的是灾难和歧视，没有别的。 

艾滋孤儿不但生活在艾滋病的阴影下，而且还要承受着人们的歧视，过得很惨。更可怕的是，有的孩子不思进取，给他交了学费，却不去读书，去打劫偷东西，最后被警察抓起来了；有的仇视社会，说长大后要报复社会。他们现在长大了，不知道成为什么样的人，真替他们担心。 

2002 年，我领了三个艾滋孤儿到我家过春节。一下汽车，我就带他们去河南防疫站抽血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说明他们是健康的孩子，并没有感染艾滋病。我儿子来了，一见他们就说，快把孩子送走，万一他们有艾滋病怎么办？我批评他不学习，无知。结果他走了，七天不回来。我还有一个学生，除夕夜给我送蔬菜，看到屋里的艾滋孤儿，就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我告诉她他们是艾滋孤儿，她吓得坐也不敢坐，在我家门口站了不到两分钟就跑了。 

还有一个大学同学，看到艾滋孤儿，就冲我嚷嚷：“老高，你真是个精神病，管这些孩子干嘛呢，他们还能活几天呢？”我告诉她孩子是健康的，她回答：“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管这些人太没意思了！” 

你看，我不过是领了三个健康的艾滋孤儿到我家过春节，竟然受到如此待遇。平时这些孩子的生活之艰难就可以想见了。 

那几年，一到春节，我都会接艾滋孤儿到我家小住，一般是两到三个孩子。最长的住一个月，最短的住一周。 

让我担忧的是，很多艾滋孤儿因为家庭贫困，失学在家。2001 年左右，我去了一个艾滋村，访问了十几个艾滋病家庭。这个村 12岁以上的孩子全部失学，女孩子辍学后在家干家务，服侍患病的亲人。更可怕的是，有的十四五岁的女孩被村里三四十岁的老光棍盯上，被弄去做媳妇，有的甚至被骗到外地卖淫。男孩呢，一般外出打工，去煤窑等地方干苦力活。 

有一个男孩，才 14岁，在建筑工地干苦力活，每天只挣 10块钱，但是要拿出 5块给患病的爸爸买药。长期超负荷的劳动，不知道那孩子后来怎么样了。太可怜了！ 

有的孩子，因为长期生活在歧视的阴影下，心理出现问题，仇视社会。一个十几岁的孤儿，喊着要“□人”，问他要□谁，他说要□抽他爸爸血的那个人；另一个孩子在手臂上刺了两个字：仇！□！还有的孤儿结拜兄弟。 

这些孩子对生活要求并不高，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这对正常人家的孩子来说只是基本要求，但对艾滋孤儿来说是很奢侈的愿望。1999年到 2002 年，我多次将自己的稿费、讲课费、奖金寄给孤儿，前后给他们汇款 8万多元以上。但是让我伤心的是，这些钱大多数都流入了发“艾滋财”的人的腰包，连三分之一都没有用在孩子身上。 

2001年到 2002年，我给冯家四个艾滋孤儿缴了三个学期的学费，但他们不去读书，老大、老二到南方打工了，老三在村里流浪，只有 9岁的老四在村小学读书。我很生气，但也没办法。 

2004 年，我听说有艾滋孤儿在“阳光家园”打架，后来因为打保安被开除了。这些孩子失去父母的呵护，有的游手好闲，有的小偷小摸，有的说谎，很令救助他们的爱心人士发愁。 

艾滋遗孤出现的这些问题，让我很担心。后来，我思考了很久，提出分散抚养的作法。一是领养，介绍有经济能力但无子女的家庭领养这些孩子；二是助养。代理父母办理助养手续后，负责他们的生活和教育一切费用，等他们 18岁后，孤儿自己独立生活。 

后来，我介绍了一些孩子到我的家乡山东曹县，分散在农民家里抚养。他们大多数人已经融入了新的家庭，精神状态不错，有的孩子后来考上大学，挺有出息的，有时还会与我联系。 

人最好不要出名，出名以后很多事情应付不过来，很麻烦！如果我退休后不干这些，生活就很平静，没有这么多麻烦。但是，我不应该后悔，因为总得有人出来救人，人死得太多了......具体死了多少人，没有确切的数字。1985 年，王淑平（最早揭发中国艾滋病疫情的医生）统计过，全国艾滋病感染人数大概是 500 万。王淑平现在也在美国，找了一个老外丈夫，天天养猫养狗的，不怎么关注艾滋病了。 

我死就死了，没什么的。要不是来美国，我可能活不到这个年岁，在国内生活精神压力太大了......太难受了！ 

（待续）

【作者简介】林世钰：媒体人，作家。曾出版《美国岁月：华裔移民口述实录》、《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美丽与哀愁：一个中国媒体人眼中的美国日常》等书籍。其中《烟雨任平生》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9年度十大中文好书（非虚构类）”。喜欢旅行、摄影、收集民间手工艺品。目前旅居美国新泽西州。一枚园地耕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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